商朝为何被后世称为“殷”？这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。主流学界的传统观点认为，这一称呼与盘庚迁都密切相关。根据《尚书·盘庚》的记载，盘庚将国都迁往殷地，即今日河南安阳一带，商人在此建都超过二百七十年之久，因此人们便以都城所在地来代指王朝，称之为“殷”或“殷商”。这一解释逻辑清晰，因地名而得称，遂为历代学者所沿用。
然而，《史记·殷本纪》中的记载却与《尚书》大相径庭。司马迁在叙述商朝历史时，并未强调“商”这一国号，反而始终使用“殷”来指代这一王朝。他甚至将国史命名为《殷本纪》，并且在记述历代帝王时，如太甲、雍己、太戊等，也都使用“殷”这一称呼。例如，“帝太甲修德，诸侯咸归殷”，“帝雍己时殷道衰”，以及“太戊中兴，诸侯归之，故称中宗”等。显然，司马迁更倾向于使用“殷朝”的说法，而非“商朝”。至于为何“商”会变为“殷”，他并未作出明确解释。
展开剩余71%但随着甲骨文的出土，人们发现了令人困惑的事实：在十七万片出土的甲骨文中，充斥着“入商”、“天邑商”的记载，却没有一例“入殷”或“天邑殷”。这说明在商人自己的认知中，他们始终自称“商”，从未将自己称为“殷”。甲骨文专家罗振玉曾明确指出，即使盘庚迁都之后，商人依旧自称“商”，并未因为地理变动而更改国号。由此看来，所谓“迁殷之后称殷”的说法很可能是后世文献的误读。况且，商朝在盘庚之前已经多次迁都，但国号始终未改，何以唯独迁到殷地后便要改称“殷”？这一说法显得毫无逻辑。对比周朝的情况，周人也曾多次迁都，却一直保持“周”的国号不变，由此可见，迁都并不能成为“商”变“殷”的合理理由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关于商朝称谓的变化，周人的记述也出现了奇怪的转折。《尚书·牧誓》明确以“商”来指代商朝，但在周公辅佐成王时期的文献如《酒诰》《康诰》中，“商”与“殷”开始并用。由于这些传世文献历经手抄，不能排除后人因受既有认知影响而将“商”改写为“殷”。相比之下，考古发现的青铜器铭文更为可信。在武王伐纣后的器物铭文，如利簋、何尊、康侯簋、宜侯夨簋中，均以“商”来指代前朝。这表明在西周初期，周人普遍称商朝为“商”。但从西周中期开始，无论在考古文献还是传世记载中，“殷”的称谓逐渐成为主流。
甲骨文中“殷”字的出现频率极低，仅五次，青铜器上也仅一次，而且这些例子均语义模糊，无法确定其与地名或国号有关。这反而说明“殷”并非当时重要的地名。学者唐际根考证指出，这些“殷”字多为独立使用，缺乏语境，显示其含义可能与后世理解完全不同。根据字形结构，“殷”或与疾病、奴役有关，带有负面色彩。如果周人希望以此提醒后世警惕商朝覆亡的教训，那么用“殷”来称呼商朝，就带有强烈的警示与否定意味。
综上所述，商朝自始至终自称“商”，而“殷”这一称谓很可能并非地名，而是周人基于历史反思而赋予的贬义化称呼。从周公辅佐成王时期开始，“殷”的用法逐渐传播，到西周中期后成为普遍认知。换句话说，所谓“殷朝”的叫法，其实更多是周人的话语建构，而非商人自身的自称。至于商朝对夏朝的称谓，如今已无从考证，也许“夏”这一称呼本就不是夏人自称，而是被后世王朝重新塑造、改写的结果。
由此可以看出，“殷”这一称呼背后，折射出的是历史记忆的变迁与统治者的话语策略，而不仅仅是地理或国号的单纯更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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